有时，研究生会说：“老师，你今天的建议与以前不一样”，或“你今天的意见与以前不同”。

这种问题说明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还在成长过程中。科学的发展是依赖证据和逻辑，科学家都要按照新的证据而改变看法。讨论科学，不是做出承诺，更改科学想法，改变实验途径，是科学研究的常规，不能因为以前说过而不能变。

(资料图片)

有时，一般科普或科学新闻读者会说：“今天你们刊物与以前的判断不同”，或“今天你们的观点与以前不同”。

评价科学，也一样需要尊重事实和逻辑。对于科学史，有时间的考验，只有秉公办事，应该比较可靠。对于科学新闻，因为很快就要报道，只能依据当时经过科学论文报道的资料，同时咨询懂行的科学家，常常没有问题，但有时会出现问题，这是没有刊物可以绕过的问题，但随着时间有更多事实和证据，判断可以改变，观点可以改变，这是科学新闻的原则，而不能因为帮派或个人意气，甚至“从一而终”。好的科学媒体，不是任何人、任何事的喉舌，而必须依据科学事实和逻辑。

走向自己对立面的科学家

在科学上，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曾经“出尔反尔”，因为他坚持尊重事实、尊重逻辑的科学原则。1909年，摩尔根讥笑孟德尔遗传理论和方法：“对孟德尔主义的现代理解中，事实被快速转化成为因子。如果一个因子不能解释事实，马上就求之于两个因子，两个还不够，有时三个可以。解释结果有时需要的高级杂耍，如果太天真地进行，可能会把我们盲目地带到一个常见的地方，结果被很好地解释了，因为发明了解释来解释它们。我们从事实反过来走到因子，然后，好哇，再用我们专门发明出来解释事实的因子来解释事实”（Morgan，1909）。

在文章发表不久的1910年，摩尔根在众多红眼果蝇中发现一只白眼果蝇。他完全不顾刚刚讽刺过孟德尔，马上用于孟德尔一样的方法，进行交配和遗传分析，用数量相关性推测果蝇确定眼睛颜色是红还是白的遗传因子（也就是“基因”）。 其后，他带领几个研究生，用类似的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到1915年，他们完全可以用染色体学说解释孟德尔遗传学（Morgan et al., 1915）。摩尔根因此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对于摩尔根1909年和1910年的差别，我们可以讲笑话。但没有人应该责备他改弦更张，而都认同他的做法，在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改变自己原来的说法和看法。

按照证据而变化的科学媒体

中国河北科技大学的韩春雨在国际期刊《自然生物技术》发表论文，报道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修饰技术。这一技术在荷兰科学家工作的基础上有显著进展。论文以出来，在生命科学界，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界，的确受到广泛的关注。从原理上，大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从结果上，也看过去很好。所以，大家很兴奋。而对于中国科学界来说，韩春雨个人没有出国的背景和在河北工作的环境，令人感动。

《知识分子》和其他媒体如果不报道韩春雨的工作，会令人奇怪。

《知识分子》报道韩春雨的工作，依据科学论文、科学家评论，遵循了媒体报道科学新闻的标准。《知识分子》在第一篇文章就多次提了荷兰科学家的工作，而且说明并非韩春雨的工作可以获得诺奖。中国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时间落后，对工作的重要性加码，恐怕是为了继续有读者。中国一些机构给韩春雨荣誉，并未咨询《知识分子》、也没有咨询科学家，是支持年轻人的急迫心情。

随着时间推移，有更多的实验室不能重复韩春雨的工作，那么无论媒体还是科学家，对韩春雨工作的评价，必然需要跟随事实和逻辑。如果事实是实验确实不能重复，那么评价就要完全不同。这不存在朝三暮四，而是科学媒体的原则。科学媒体不是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事情从传声筒，更不是喉舌，只能依据事实和逻辑，时间的考验帮助科学媒体更新、更正报道的准确性。

科学媒体不是个人和群体用于对付其他人和群体的工具。不能因为做出成就的人与自己不属同一群体就妒忌，就批评。科学媒体的判断，无论正面、负面，都要依据科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