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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基于共同的战略需求结成同盟，但美国领导人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敌视和猜忌依然存在。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认为，“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从1941年起便充斥于华盛顿官员们的头脑。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美国人从未放弃其自1917年甚至更早就存在的对苏联的疑虑。不仅如此，随着战局的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担忧与日俱增，并将苏联视为未来最主要的对手和安全威胁。

因而，在原子能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坚持垄断地位，拒不与苏联分享核秘密。

为了阻止苏联研制核武器，美国试图将苏联的原子能计划纳入国际管制之下。美国决策者认为，作为一种毁灭性极强的武器，原子弹必须置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只有美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美国提出的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旨在维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确保美国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

苏联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认为美国意在企图“统治世界”，要求禁止一切核武器的生产，并完全销毁现有的核武器。毫无疑问，美国在核问题上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疑虑，这也是导致美苏战时同盟瓦解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美国的一些冷战史学者认为，战后苏联之所以要极力加强其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源于其长期的“不安全感”。

实际上，缺乏安全感的恰恰是当时美国的军政官员。在他们看来，为了消除苏联对美国构成的“潜在威胁”，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美国享有的核垄断地位对其发动预防性战争，彻底消灭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和工业基础，并进而推翻苏联政府。核武器由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一张“王牌”。美国决策者认为，未来与苏联的战争必将是一场全面战争，核武器将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军方就开始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问题，要求有关部门就摧毁苏联所有重要城市所需要的原子弹和前沿基地的数量进行估算。

1945年11月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以“苏联对有限战争的战略脆弱性”做出研究报告，并拟定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1946年1月初,美军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建议，美军的轰炸机从前沿基地出发，向苏联投掷196枚原子弹，意在给苏联进行战争的工业基础以毁灭性打击。

6月，美国军方拟就了代号为“铁钳”的计划，确定对苏联20个重要城市投掷50枚原子弹，以摧毁苏联工业，彻底瓦解其交通与通讯系统，击败苏联，或至少迫使其按照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投降，并最终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占领铺平道路。

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军方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对苏作战计划，扩大了核打击的规模，认为只有给苏联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才能瓦解其斗志，促其早日投降。

美国首要的打击目标包括行政中心、重要城市和 工厂，其次是交通枢纽、发电厂以及油库等。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计划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对苏联的70个城市和工业中心投掷133枚原子弹.为威慑苏联，美国将60架B-29轰炸机派往英国。

实际上，这些轰炸机都没有经过改装，并不能携带核武器，美国不过是虚张声势，但美国就是要给人造成打算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的印象。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故意暗示这种轰炸机载有核武器。

美国决策者确信，美国的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迫使苏联不敢对西方的空运行动进行干涉，并最终解除了封锁。杜鲁门等人认为，苏联领导人肯定认识到，美国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因而，威慑的影响力要比以前更大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拥有了核武器，苏联可能早就占领整个欧洲了。

即使在1948年8月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之后，美国政府也并未因此而停止策划对苏联实施核打击，认为苏联虽然拥有了原子弹，但数量不会很多，而且缺乏运载工具，不足以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仍然可以利用享有的优势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以摧毁其进行战争的意志和能力，并阻止其占领西欧。

这一时期美国军方制定的计划是要用220枚原子弹攻击104个苏联城市。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就对苏政策展开秘密研究。

该小组提出了四种方案，除第一种方案建议继续坚持遏制政策外，其他三种方案都要求对苏采取强硬态度。第二种方案强调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决不允许其再向前迈出一步，否则，美国将不惜诉诸一场全面战争，尽一切力量将苏联击败。第三种方案认为，美国不可能与苏联长期共存，应想法彻底将其消灭，从而“结束铁幕的存在”。第四种建议主张,美国应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其接受美国的条件，如遭拒绝，美国将对其发动全面战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强调，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要使苏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欧洲盟友遭到苏联的攻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予以回击。美国军方显然对此并不满足。

1954年3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份旨在“消灭一个国家”的 “基本战争计划”，要求在苏联有足够的热核武器从而对美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之前对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两小时的攻击行动结束后，“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之外”，苏联实际上将一无所有。随后一段时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几次向艾森豪威尔要求采取“积极”行动，主张应尽早挑起一场与苏联的战争。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即使发动一场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美国仍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战争势必会旷日持久，美国本土也可能遭受苏联的报复性打击，而且这一做法也不会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并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因而，美国开始转向考虑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即一旦获悉苏联即将对美国或其盟友采取行动，美国首先对其实施核打击，决不坐以待毙。

艾森豪威尔强调，决不让苏联率先行动。肯尼迪总统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美国要赶在苏联之前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决策者很快认识到，即使美国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美国仍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提出对苏联实施突然核打击的计划，以摧毁其战略核力量，“解除”其武装。他们确信美国能够进行“一次成功的、彻底的第一次打击”，强调如果美国推迟行动，“机会之窗”就会关闭，就会坐失对苏联实施决定性核打击的良机。

在美国军方看来，即使爆发一场美苏全面战争，美国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能够存在下去，并最终取得胜利。但据兰德公司的评估，即使美国率先行动，苏联仍会有数架轰炸机逃脱美国的打击，从而对美国发动小规模的报复行动，“在最好的情况下，造成200万—3000万美国人死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的死亡人数达1000万—1500万”。如果苏联的打击目标包括美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这一数字还要高很多,甚至达2000—300万。

很显然,这是美国决策者无法接受的。因而，肯尼迪政府更加注重核武器对苏联的威慑作用。

1961年10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导弹差距”，美国拥有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至少像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能力那样强大。

他确信苏联不会挑起核冲突，倘若苏联发起攻击，“无异于自取灭亡”。一位助理国防部长则威胁说，在美国发动核打击之后，苏联将被夷为平地。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在几个场合向苏联发出威胁称，美国的核力量是苏联的数倍，在一场核冲突中，有能力摧毁苏联的所有目标。他在回顾这一时期美国的政策时强调，虽然战略核力量对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至关重要，但其“唯一的实际作用”就是阻止发生核战争或非核战争，因为在任何一场核冲突中，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做好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各项准备。美国对古巴实施“隔离”行动后，战略空军司令部进入二级戒备状态。60架 B-52轰炸机空中待命，其中52架携带着196枚核导弹在地面，15分钟预警的飞机包括271架 B-52轰炸机和340架 B-47轰炸机,携带着1634枚核武器，136枚 “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际弹道导弹随时准备发射，1436架轰炸机和916架加油机随时准备迎战。

美国的这些部署其实都是旨在威慑苏联，以阻止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当然，苏联无意而且也在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双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形成了相互威慑。

长期以来，一些美国学者及曾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官员都过分夸大了美国战略核力量对苏联的威慑作用，将危机的和平解决视为美国“强制性外交”的胜利，称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不仅享有“战术优势”，而且也具有全面的战略优势，美国利用所享有的压倒性优势迫使赫鲁晓夫让步，确信即使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也根本无需担心苏联会进行报复，更不会触发一场核战争。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核优势对于危机的解决“至关重要”。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鉴于当时的美国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对导弹基地发动空袭或入侵，后果将不堪设想。

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对于如何应对苏联的核打击，肯尼迪政府并无良策。

麦克纳马拉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强调，不论美国拥有多么庞大、多少种类的核武器，要想有效地摧毁苏联大部分战略核力量同时确保自身不受大的损失将是极为困难的。他多次表示，尽管美国当时拥有5000枚核弹头，而苏联只有300枚，美国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他并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同时保证自身完好无损。根据他的估计，即使美国率先发动进攻，苏联原有300枚战略核弹头中仍可能会有数十枚保留下来，足以对美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灾难性的破坏，造成数百万美国民众的丧生。

应当说，“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是美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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